觉醒年代观后感1000字范文3篇

《觉醒年代》观后感范文3篇
范文一：写青年与理想
青春该有的样子——观《觉醒年代》有感

看《觉醒年代》之前，我以为一百年前的中国青年，离我很远。看完之后我才发现，他们离我很近——近到让我脸红。

陈延年、陈乔年兄弟俩出场的时候，一个扛着麻袋打工，一个在码头搬货，满身是灰，脸上却带着笑。他们是陈独秀的儿子，本可以靠着父亲的名头过舒坦日子，可偏不。他们去法国勤工俭学，在工厂里做工，在街头卖报，饿着肚子也要读书、也要争论、也要想“中国该往哪儿走”。延年说：“让后人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大概也就二十出头，跟我现在差不多大。

我看着屏幕，心里有点发虚。我二十岁的时候在干什么？我可能在为期末考试发愁，为跟室友闹了别扭生闷气，为暑假去哪儿玩跟爸妈磨嘴皮子。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，可跟延年乔年他们比，我那点事算什么呢？他们二十岁在拿命换一个看不见的未来，我二十岁在计较食堂的菜又涨了五毛钱。

剧里有一场戏我印象特别深。陈独秀送两个儿子去法国，在码头，父子三人站着，谁也不说软话。延年说“爸保重”，乔年说了句“爸，我们走了”，转身就上了船。陈独秀站在岸上，看着船开远，忽然弯腰鞠了一躬。他这一躬，是父亲的愧疚，也是同志之间的敬重。我看到这儿鼻子就酸了。他们之间不是没有感情，是他们把感情放在了更大的事情后面。

看完剧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我们这代人的“披荆斩棘”是什么？他们那时候的荆棘是封建、是列强、是愚昧，那我们呢？我觉得，我们这代人要斩的荆棘，是“躺平”的诱惑，是“这事跟我没关系”的冷漠，是动不动就说“算了吧，我一个人也改变不了什么”的认命。延年乔年他们面对枪口都没说“算了吧”，我们碰上点小挫折有什么脸说这话。

剧里鲁迅出场的时候，满脸胡子，坐在堆满书稿的屋子里，写《狂人日记》。他写完把笔一搁，往后一靠，说了一句：“这吃人的社会。”那一瞬间我突然理解了他的锋利。他不是天生想当斗士，是那个时代不让他安安静静当个文人。今天我们可以安安静静读书、安安静静过日子，这份“安静”，是他们拿命挣来的。

《觉醒年代》这名字起得真好。觉醒，不是一百年前的事。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觉醒——知道自己是谁，知道自己该干什么。延年乔年知道自己该干什么，所以死的时候才二十九岁和二十六岁，眼睛都没眨一下。我们呢？我们总得知道自己该干什么，才配说“看过《觉醒年代》”。

范文二：写“文人风骨”与“担当”
书生的骨头——观《觉醒年代》有感

《觉醒年代》里我最爱看的是两个“老头”吵架——陈独秀和辜鸿铭。

辜鸿铭留着辫子，穿长袍马褂，一开口就是“我们中国人”。他拥护帝制，反对新文化，按立场算，是陈独秀他们的“对头”。可这老头骨子里有一股劲：洋人请他演讲，他偏要讲中国人的精神；学生请他评理，他一句“你们这些新青年，连自己老祖宗的东西都读不懂，还谈什么革命”。他守旧，可他守得堂堂正正，不像后来那些只会拍马屁的软骨头。

陈独秀呢，跟辜鸿铭拍桌子对骂，可辜鸿铭被解聘的时候，站出来说话的是陈独秀。他说：“他反对我们，我们也反对他，但他是真学者，不是政客。”这句话我琢磨了很久。什么叫“真学者”？就是意见可以不同，底线得守住。我不认同你说的，但我绝不背后捅你刀子——这大概就是那一代文人之间的默契。

剧里还有李大钊。他在北大图书馆当主任，一个月一百多块大洋，本可以过舒舒服服的日子。可他偏要去长辛店给工人办夜校，给穷人家的孩子上课。他站在土台子上讲“劳工神圣”，底下坐着的工人满手是油污，听得眼睛发亮。有人劝他“李先生，你何苦呢”，他说：“我不苦。我看着他们连字都不认识，我心里才苦。”

我又想起鲁迅。他在教育部当佥事，每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，日子过得下去。可有一天他忽然把笔一摔，说“我写不出来那些官样文章了”。他辞职了。辞职以后干什么？写《呐喊》，写《彷徨》，写那些让有些人看了不舒服的东西。他完全可以不写，可他不写不痛快。

这几个人，性格不同，立场不同，走的路也不同。可他们身上有个共同点：都不是为了自己。辜鸿铭为的是他心里那个“中国人的精神”，陈独秀为的是他认准的“德先生赛先生”，李大钊为的是工人和农民，鲁迅为的是“救救孩子”。没有一个人是为了升官发财。

我爸常说一句话：“读书人要有骨头。”我以前不太懂什么叫“骨头”。看完《觉醒年代》我懂了。骨头，就是你明明可以弯腰，可你偏不弯。你明明可以闭嘴，可你偏要说。你明明可以过好自己的小日子，可你偏要操心那些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的人。

今天，我们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，不用怕被抓、被杀头，可我们还得问自己一句：我们读书，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考个好大学、找个好工作、买个好房子，然后呢？《觉醒年代》里那些书生早就给了答案：读书不是为自己往上爬，是让自己能替别人说句话。

书生的骨头，一百年前没弯，一百年后也不能弯。

范文三：写“选择”与“代价”
他们本可以不这样——观《觉醒年代》有感

看《觉醒年代》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反复冒出一个念头：他们本可以不这样。

陈独秀本可以不办《新青年》。他在北大当文科学长，一个月三百块大洋，社会地位高，日子过得下去。他本可以写写文章、教教书、跟辜鸿铭吵吵架，平平安安当他的教授。可他不，他非要办杂志，非要骂孔家店，非要被抓进监狱。

李大钊本可以不折腾。他在北大图书馆拿着高薪，家里有老婆孩子，安稳日子不过，非要去搞什么工人运动，非要上街发传单。他本可以坐在办公室里研究他的经济学，谁也动不着他。可他不，他非要站出来，最后上了绞刑架，三十八岁。

陈延年、陈乔年本可以不走这条路。他们的父亲是陈独秀，这个名头够他们吃一辈子。他们本可以在上海找个体面工作，娶妻生子，安度一生。可他们偏要去法国，偏要加入共产党，偏要被国民党抓起来。延年被捕后，刽子手让他跪下，他站着喊“革命者只有站着死，没有跪下生”。乔年死前说“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”。他们死的时候，一个二十九，一个二十六。

我一直在想，他们为什么？他们不知道会死吗？知道。陈独秀送他们去法国的时候，心里没数吗？有数。那个年代，走上这条路，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。他们不是不怕死，他们是觉得有些东西比死更可怕。

什么比死更可怕？李大钊觉得，看着工人在工厂里累死、在工棚里饿死、连个字都不认识、一辈子被人当牲口使唤，比死更可怕。鲁迅觉得，看着一群中国人围在菜市口看杀头、伸着脖子像鸭子一样，比死更可怕。延年乔年觉得，看着这个国家烂下去、老百姓跪着活，比死更可怕。

所以他们选了最难的那条路。

看完剧，我关掉电视，回到自己的生活里。我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写完，下周要考的两门课还没复习，我跟同学约好了周末去看电影。我过的日子，就是延年乔年说的“后人享受的幸福”。这幸福是他们用命换的，我享受得心安理得，可我不能只心安理得。

我想，我们这代人不用去死，但我们得知道，今天我们能安安稳稳坐在这儿，是因为一百年前有一群人替我们把最难的路走了。我们不用扛枪、不用坐牢、不用上绞刑架，但我们得接住他们递过来的东西——那个东西叫“责任”，叫“这个国家会更好”。

他们本可以不这样。可他们这样了。所以我们才能不那样。

这大概就是我看完《觉醒年代》最想说的一句话：谢谢你们，替我们走了那条路。剩下的路，我们自己走。